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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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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二中高中历史教师(已退休)。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是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历史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散文学会等会员。潍坊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昌乐县作协名誉主席团委员、昌乐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散文集《月下小品》和长篇历史小说《侯景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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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2017-05-06 00:17:37|  分类: 旅迹苔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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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 齐鲁文辛 - 刘福新的博客
                
                  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刘福新

蚌埠龙子湖很大,不可能欣赏完,仅仅是游览一角而已,故而题目中添加“一瞥”二字。
龙子湖主要由龙湖、曹山、雪华山、西芦山及锥子山组成,大体呈三山夹一湖的独特地貌。根据地理位置、地貌及景观特征,龙子湖风景区划分为北湖景区、南湖景区、西芦山景区、锥子山景区等四大景区。
安徽蚌埠龙子湖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内湖,水面面积8.4平方千米。随着蚌埠市城市的快速发展,龙子湖已逐渐由“城郊湖”变为“城中湖”,龙子湖风景名胜区也早已成为集自然、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风景区,是居住、投资、旅游、休憩的好去处。
此文是蚌埠的最后一篇,必须补充两件事儿:
第一,蚌埠与“淮海战役”是连在一起的,俗称“徐蚌会战”。图片之后附一历史资料,虽然这份资料我不是完全赞同,但很详细,不失为一份珍贵的详尽的历史资料。
第二,我对于蚌埠是有感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6年秋冬之交我与益都师范同学李广田到过蚌埠。彼时,蚌埠的经济生活水平比我山东老家高出不少,从这次旅游观察,如今我们山东潍坊不仅赶上了而且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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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早园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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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13、蚌埠的巡警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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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17、桥墩。



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18、远拍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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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设置的“自拍”。



蚌埠龙子湖一瞥(皖浙沪旅游4)           27、发生一个小事件:我老伴的坤包掉进水里了。幸亏立即捞了上来。

附参考资料:徐蚌会战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及华东、中原两大军区的地方武装。国军参战部队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所属5个兵团(后两个绥区改为兵团,增至7个兵团)共34个军,82个师约70万人。此役我军歼敌1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部、21个军、1个绥区、56个师,总计(含起义)55.5万人,其中起义2个军部,5个师共2.8万余人,投诚1个军部,1个师共3.5万余人。缴获各种炮3454门,轻重机枪1.4万余挺,长短枪15.7万余支,火箭筒130余具,火焰喷射器70余具,坦克装甲车160余辆,汽车1700余辆,炮弹12.5万余发。解放军伤亡13.4万人。   
关于国军的人数,现在一提起淮海战役,都会说到是60万人打败了80万人,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都认为刘峙集团的总兵力为70万人,而国军方面的一些资料则坚持认为国军在兵力上反而处于劣势,例如刘峙在其回忆录中就谈到黄兵团“兵不过5万”,杜聿明集团也就是十几万人,这个说法倒是与蒋介石在杜从徐州撤退中给其的电报中所说的相符:“弟南下15万众,……”,所谓我军歼灭杜聿明集团30万人,其实是包括了大量政府官员、逃难百姓和学生等。   
第2兵团(邱清泉):5军(45师、46师、200师),70军(32师、96师、139师),72军(34师、122师、233师),74军(51师、57师、58师),12军(112师,238师),116军(287师,288师),独立旅,骑兵第1旅。   
其中72军233师即豫东战役后由新15旅改编而成,122师原是孙元良16兵团41军番号,陈官庄被围后,该兵团单独突围被歼,由邱兵团收容溃兵组成。 12军238师则是兖州战役后才新建的部队,在灵壁被中野歼灭。116军则是唬人的空番号,因为72军军长余锦源犯了官瘾,想用116军和72军另组一个兵团,其骨干均为72军抽调,但还未建好就被歼灭。邱兵团的实际兵力为4个整军,12个师。   
第6兵团(李延年):39军(37师、103师),54军(8师、198师、147师),96军(141师、212师),99军(92师、99师、268师)。   
李延年原任海州第9绥靖区司令官,其所属第44军划归黄百韬第7兵团,李本人率司令部人员撤至蚌埠后,加上由葫芦岛撤退回来的39军、54军改编为第6兵团。39军是由原第8军103师扩编而成,原属李弥兵团。54军147师在东北称暂编第57师,看来还是华东是“近水楼台”,现在转正了。99军原属孙元良第16兵团,因调至蚌埠后未随兵团北上,故改归第6兵团。李延年兵团4个军11个师,但其中挑大梁的只有103师和在锦西、塔山受到重创的54军8师、 198师。   
  第7兵团(黄百韬):25军(40师、108师、148师),44军(150师、162师),63军(152师、186师),64军(156师、159师),100军(19师、44师、63师)。   其中25军148师在宿县被中野歼灭;100军19师已经在济南被歼灭,当时称整83师19旅;44军162师486团在扬州未归建。黄百韬兵团的实际兵力为5个军10个师,现在有的资料为了捧粟称黄兵团有15万人,纯粹是胡扯。           
第8兵团(刘汝明):55军(29师、74师、181师),68军(81师、119师、143师)。   
刘汝明兵团的前身是第4绥靖区,是最弱的一个兵团。   
第12兵团(黄维):10军(18师、75师、114师),14军(10师、83师、85师),18军(11师、49师、118师),85军(23师、110师、216师)。   
18军118师也曾编为快速纵队,师长尹钟岳兼快速纵队司令。10军就是第二次重建的整3师。14军内战爆发时属重庆警备司令部,47年整编为第10师,是卫立煌的老部队。如果没有110师,12兵团是淮海战场上国军最整齐的部队。   
第13兵团(李弥):8军(42师、170师、237师),9军(3师、166师、253师),64军(156师、159师),115军(39师,180师)。   
8 军170师、237师都是新编旅改成的;9军是由原8军166师扩建而成;64军是黄兵团被歼后才要来的空番号,用于收容溃兵的;115军则是在陈官庄包围圈内编成的番号,由安阳空运徐州的司元恺39师扩建而成,180师原属于59军建制,59军在贾汪起义后,由逃回的团长陈芳芝等人收容溃兵而成,约 3000人。因此李弥兵团的实际兵力充其量只有两个军。   
第16兵团(孙元良):41军(122师、124师),47军(125师、127师)   
125师也曾经编为快速纵队,由师长陈玲兼纵队司令。孙元良兵团实力也很差。   
第3绥靖区(冯治安):59军(38师、180师),77军(37师、132师)。大部起义。   
剿总直辖:20军(133师、134师),107军(260师、261师)。   
20军于淮海战役后期从鄂西调至津浦路南段。107军就是孙良诚的伪军改编,后大部投诚。   
整个淮海战场国军的总兵力为28个军,72个师。看似阵容强大,但是几乎都不满员,这么多部队岂能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从整编师扩编为军、师建制?从人数上也可以看出来,即使把大量机关和直属部队的人数都加给各军、师,平均一个师也不到1万人,这还是经过两个月扩编、整训后的结果,这就是淮海战役歼灭56个师和大量机关、直属部队,人数却只有55万人的原因。如果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而促使我军发起南线决战,等国军整训完毕后结果仍很难预料。实际上国军在没有整训完毕的情况下,也已经有了对华野的进攻计划,也是因为辽沈战役的发起而搁置了。   
济南战役胜利后,荷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先后弃城南逃,除青岛等个别胶东沿海城市和岛屿外,整个山东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华野的状况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现在回过头来看刘邓的跃进和华野七月分兵,尽管两支部队都一度损失惨重,但是从结果上看,“实际上打破了国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减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破坏。”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生动体现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解放军能打的仗,国军打不了;解放军能生存扎根的地方,国军却无法生存;共军的俘虏国军用不了,但国军的俘虏共军却当成了宝;共军损失了人马可以很快补充回来,国军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这个仗怎么打?尽管国军凭借开始时的军事优势占领了大片解放区,追着共军到处“流浪”,但是在短时间内既无法消灭共军主力,占领的地盘也不能消化、巩固,凡是自己主力不在的地方,都变了颜色。2年之后回过头来一看,“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山东还是共军的山东,甚至还不如起点,这在士气上、民心上对国民党方面的打击是致命的。   
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一年的作战并未使国军主要兵团受到大的损失,包括豫东和济南,共军所消灭的几乎都是相对较弱的杂牌军。但是共军现在敢于大兵团外线作战,敢于攻击大城市,这在国军的心理上引起了微妙的变化,淮海还未打,首先就底气不足了。   
不管粟裕在济南战役中主观上对打援的真实想法到底如何,反正他所侧重的打援兵团始终没有机会一显身手,他们在抓紧时间整训、补充。济南逃下来的溃兵倒是被截住了不少,皮定钧在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49团捕到敌人逃兵380名,51团捕到80多名,49团各连都成立了溶化组,……”既有俘虏,又有解放区人民参军补充,不过“第二营由河北补来的新兵全部跑光了,只剩下三个人没开小差。”(9月26日),看来新兵还不如俘虏好用。虽然双管齐下,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部队补充豫东战损的需要,“后方回来的人员数列下:52团90余名,53团66名,干部在内。54团101名,17师百余名,18师回来营级干部7 名。现在我们不要想有兵补,我们的归队工作做的是不够好的。”(10月4日于孔府内)。10月6日至49年4月3日,皮定钧的日记又没有收录,正好是淮海战役期间。   
由于吴化文的起义,使粟裕歼灭济南三个整编师的战果一下子去掉了一半,本来一个许世友已经让他的功劳暗然失色了,现在又冒出一个吴化文来。他知道毛泽东此时最关心什么——歼灭5军、18军这样的国军主力;渡江南下;到国统区去以战养战。他不能再被动了。   
因此,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即的时候,开始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豫东战役中受到重创的的华野主力已经休整了2个多月,济南战役的发展也出乎预料的顺利,华野打援兵团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城部队在经过短期休整、补充后也可以重新投入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济战斗日内即将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以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如即进行休整,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战役后加之于敌人的精神压力。这就是体现粟裕“战略眼光”的淮海大战的最初构想——“港海战役”。   
毛泽东曾在4月初“宽限”了粟裕4至8个月渡江作战的期限,但要求粟兵团外加3个纵队,“歼灭5军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后再渡江南下。7月13日又加上了18军,要求粟裕“不歼灭5军、18军不走”,而且仍然没有放弃渡江作战的决心。现在一转眼将近5个月过去了,尽管期间粟裕取得了豫东和济南的大捷,但他和毛泽东都清楚,这些战役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粟裕在电报中又跟上了领袖的思路,而且非常积极主动。不过显然他的淮海战役计划远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因为两淮、海、连并无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这一作战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比后来真正的淮海大战要小得多,选择的是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以扩张占领地盘为主要目的。粟裕无非是想再克隆一个济南式的“掠地打援”战役,至于能打到多少援军那是后话了。   
以华野此时的战力,可以不必休整,轻而易举地完成此“淮海战役”的任务。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了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这个“淮海战役计划”是四个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了。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9月25日复电粟裕等人:“敬七时电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它可能到会的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他想听一听华野众将的意见。同日19时,又致电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进行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   显然,对于粟裕的建议,毛泽东作了本质上的修改。尽管此时他也没有日后淮海大战的构想,但歼灭黄兵团却是他的首选目标,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引发淮海大战的关键。毛泽东作为统帅,更关心全局。尽管粟裕的“掠地计划”不可谓不重要,因为战争终究拼的是实力和潜力,但是时日迁延得太久,目前部队的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防止部队有松懈的情绪,歼灭国军主力兵团,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无疑提出了更高更严厉的要求。   
黄兵团下辖四个军,在国军中虽不是一个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也颇有战斗力,以往历次作战华野都没有占到他的便宜,粟裕出击外线后,一度将歼灭整25师、83师的任务“分配”给了山东兵团。黄兵团是徐州剿总所属的四个兵团之一,而徐州又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屏障,攻击黄兵团,必然要遭到徐州其它兵团的反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所以,粟裕提出的只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却是一个战略性的硬任务,把粟裕的攻城掠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主要兵团的真正战役,把粟裕的“港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引发的淮海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在性质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且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继而在三天之后的9月28日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的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牵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要大。……战役的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的出动时间,似须推迟到酉哿(即10月20日)左右。”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华野如不进行充分的准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毛泽东推迟了出动的时间,改变了原先短期休整的计划。并指示华野“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会,为了使你们的会开得更好一些,时间可以有7天至10天,将执行淮海战役的任务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9月29日,毛泽东才发出了攻克济南的祝捷电报,尽管在次日,又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但那只是宣传而已。济南战役如此迅速地结束,以致于由他的 “攻济打援”变成了粟裕的“以攻克济南为唯一目的”,他心里怎样想又有谁能知晓呢?   
这次毛泽东没有规定粟裕歼灭5军、18军这样的精锐,而是歼灭黄兵团,但显然必须转到外线去作战,也要无可避免地与5军打交道,而这正是粟裕所不擅长的。别看有豫东“大捷”和济南的胜利,但要真正定下决心并说服部队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战役任务,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周之后,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时间之长,也属罕见,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要求。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艰巨任务,进行了多次的研究,但始终不能定下决心。   
10 月11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央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第三阶段“在两淮方面作战”。为达到歼灭黄兵团的目的,应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   
10月14日起,华野司令部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行反复研究,直至10月28日(辽西战役已经结束),最终确定了作战部署并上报军委:以第1、2、6、9、12纵队、鲁中南纵队、中野11纵共7个纵队围歼新安镇地区的黄兵团;以第4、8纵队和位于苏北的第11 纵队、江淮军区两个旅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阻断黄兵团与李兵团的联系;由山东兵团指挥第7、10、13纵队攻占台儿庄、贾汪、韩庄,歼灭冯治安部;以第3、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由中野指挥自鲁西南向商丘、砀山段出击,协助中野4个纵队进逼徐州。同时要求敌后的先遣纵队、豫皖苏、江淮军区武装配合主力行动。并决定于11月7日开始攻击。这一时间距离原来毛泽东要求的出动时间,又整整推迟了半个月,辽沈战役已经结束。   
10月30 日,毛泽东复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邓、陈:“计划与部署甚好,唯战斗应于7日晚或8日晚各处一齐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敌,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时间,极为重要。”这真是一个“大损着”!从日后的进程和国军将领的回忆看,刘峙这个草包的确对我军的主攻方向判断不清,认为解放军要攻击徐州,甚至命令徐州以东曹八集地区的李弥兵团撤回徐州防守,从而使黄兵团陷于孤立。直到杜聿明11月11日回到徐州,才判明情况,重新调邱、李两兵团东援黄百韬,此时解放军阻援部队早已在大纵深做好准备。   
10月31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淮海战役当遵令于8日晚同时发起。”同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第二天,军委复电陈、邓、粟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此次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在我军加紧部署的时候,国军中除了刘峙也没闲着,但主要工作是由整编师又改回了军师建制,对于全盘战略却没有工夫顾及。   
9 月下旬,杜聿明制定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佯攻济宁,以邱、孙两兵团收复济南),企图“重打锣鼓另开张”,10月3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不料,东北野战军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打乱了蒋介石的和杜聿明的计划。蒋介石在半个月内,三飞沈阳,两临锦葫,精力为辽沈战役所牵制,无法集中于南线的作战,杜聿明也被调到东北救火,其原定的计划被搁置。即便如此,国军的这一计划也毫无例外地被我军获悉。毛泽东在10月15日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的电报中称:“据所获情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10月20日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乡、鱼台、城武、单县、曹县……甚至郓城、巨野一带,……在此种情况下,你们举行淮海战役的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的便利。望将9、广两纵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城地区应付该敌。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我们所提意见集结于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两兵团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就在10月15日,杜聿明被蒋介石叫到机场飞往东北,进攻山东的计划搁浅,也正是这一天,锦州被攻克。大军未动,首先泄漏了情报,即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也不会捞到什么便宜,不过至少邱、孙两兵团不会在淮海一起被歼灭了。也许战争还有延长一段时间。从这个电报也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的胃口比粟裕大,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日后的淮海战役会打出那样的结果。此时的他还在想着乘虚而入,先吃掉黄兵团再说。从10月13日起,毛泽东多次电示中野,要求他们以主力夺取郑州、开封,吸引徐州剿总兵力西援,并牵制白崇禧,为华野打黄兵团创造条件,可以说也是同一思路。   
要命的是杜聿明走后,刘峙这员“福将”立刻麻了爪,不知如何是好,整整20天,国军在徐州一线始终没有动作,杜聿明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回来时还是什么样,既不收缩防御,也不主动进攻,而是分散在两条铁路线上,摆出一副挨打的架势。直到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为了避免徐州刘峙集团重蹈覆辙,于11月4日,派顾祝同到徐州与刘峙会商作战方案。11月5日才决定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但要求黄百韬接应海州的44军一起撤向徐州,这样就使黄兵团耽误了两天时间,结果要了黄百韬的命。等到指挥葫芦岛撤退完毕杜聿明11月11日,回到徐州时,黄兵团已经被围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也知道刘峙是个庸才,所以他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征求了白崇禧的意见后,提议由白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部队,以对付刘伯承和粟裕的联合攻势,在当日的会上白满口答应,并主动提出让桂系主力张轸第3兵团开赴徐州作战。不料到了10月30日白又突然变卦,坚决不肯负责统一指挥。实际上是因为桂系想趁蒋介石焦头烂额之时逼其下野。国军临战前迟迟不能够确定主帅是其徐蚌会战惨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白崇禧的临时拆台对淮海战役的影响也是很致命的,甚至超过了刘峙在指挥上的无能。当黄维、杜聿明都被围困后,蒋介石手中已无兵可调,于是下令将华中剿总序列的第2军、 20军、28军等调至淮海战场,实际上当时华野、中野也用尽了全力,如果国军援兵能够及时到达,最后结果如何还真难说。但白崇禧百般阻挠,似乎一心要“帮助”***消灭蒋介石的全部嫡系精锐。到最后也只有20军赶上一个尾巴,但根本没起作用。因此蒋介石日后恨透了白崇禧,在败退台湾前并没有立即报复。但败退台湾后,据说白死得很悲惨。   
11月4日,我军获悉蒋介石命令刘峙于11月6日将部队全线收缩的情报后,经军委批准,决定提前2天,即11月6日发起战役。   
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11月7日,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及王建安、谭震林,再次要求“非特别重大的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行事,不要事事请示。”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华东局、中原局,下达将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歼灭于徐州附近的战役决心,正式将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   
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加上冯治安所部何基沣、张克侠率59军全部、77军大部起义,华野得以迅速通过两人的防区直接进行攻击,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被割裂的态势。   
如果何、张不起义,哪怕是只坚守2天,淮海战役将是另外一种结局。毛泽东在10月15日的电报中甚至要求华野:“关于对付冯(治安)部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外,必须使用5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及其以南地区。”而且要求其中两个纵队迂回冯到部南侧阻援,毛泽东的计划是先围歼冯治安部,再南下打黄兵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歼灭了冯治安部,黄兵团也将全身而退。可以说,何、张的临阵起义为华野打开了胜利之门。   
当黄兵团陷入重围时,杜聿明和邱清泉这两位少壮派都主张以邱清泉第2兵团、孙元良 16兵团会合黄维的第12兵团共三个兵团先击破刘伯承部六个纵队,然后回师向东,同华野决战,以解黄伯韬之围。如用这个方案,国军可以马上从现有态势发起攻击,以三个兵团的绝对优势,用7至9天的时间击败中野6个纵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此,徐州会战的第一回合,就会以国军胜利而告终。但是蒋介石、刘峙和李树正对黄伯韬守碾庄的信心不足,刘峙甚至认为黄伯韬至多只能够守一周,所以又否决了杜聿明的主动进攻的方案。实际上粟裕从11月10日开始,动用了最能够攻坚的5个纵队日夜不停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两个星期才解决问题。   
提到张克侠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对整个南线作战起到过重大影响的人——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他早年曾是地地道道的***员,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从事秘密工作,并通过任廉儒与董必武单线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他在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和鄂西战役等作战中的优异表现获得蒋介石和陈诚的赏识,平步青云,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享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蒋介石和陈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心脏被插上了一把尖刀。   
1947 年8月,为了减轻陕北的困难和华东野战军的压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并突然越过陇海路,闯进黄泛区,这一着真是胆大到了极点。原来,我军通过郭汝瑰的情报将国民党军队的整个调动方案了如指掌。刚刚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三个月的郭汝瑰,一直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导致了蒋介石判断失误,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待他发现刘邓大军已经“窜”出黄泛区直抵沙河之后,已是追悔莫及!刘邓十万大军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大别山!11月初,郭汝瑰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大别山作战会议。会议公布了他按照顾祝同意见草拟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思忖再三,首肯了这一计划。会后,清剿计划再次被郭汝瑰送出交给党组织。   
郭汝瑰在徐州陆总参谋长任上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共打入敌人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张克侠本是郭汝瑰陆大十期的同学,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驻徐州,但手中没有多少实权。郭汝瑰到徐州后,两人来往甚密。有一次,张克侠来司令部汇报工作,向郭汝瑰抱怨冯治安占着司令的位置,不委他以实权,希望郭汝瑰能帮助他摆脱这种不咸不淡的状况,以便直接掌握部队。郭汝瑰听后表示将尽力而为。这时任廉儒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要他“设法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于是,郭汝瑰以蒋介石“在徐州以稳第一”的旨意作为 “尚方宝剑”,乘机向顾祝同举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   
正是郭汝瑰布下的这个“棋子”,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等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率先敲响了丧钟,从而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从1945 年开始,郭汝瑰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为***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直接导致了74师被歼)、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杜聿明集团撤退计划、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江防计划、陕甘和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打跨国民党军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蒋介石苦心制定的绝密作战计划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   
实际上,顾祝同的参谋次长刘斐也是我军地下工作者,只不过他与郭汝瑰之间没有联系,只是与各自的上级保持单线联系,以致于他们两人还装模作样地互相指责对方为共谍。从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斐,郭汝槐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都是由郭汝槐具体拟定的。据说,1955年,毛泽东在为共军将领授勋仪式上曾说:“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   
事过多年以后,经历过淮海战役的抗日名将孙元良回忆当年的作战情况,曾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而邱清泉更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曾直言不讳的说:“国防部里有共谍,今天这个仗是亮子和瞎子打架,瞎子本领再高强,无论如何也不会打赢亮子。中原会战***是亮子,而我们是瞎子,如何能战?国防部给我的命令,副本先到那边。”   
11 月1日,黄维的12兵团全军开拔去淮海战场。但这时胡琏接到特急电报:“胡老太爷昨晚在西安故世!”胡琏接电后痛哭失声并急电蒋介石,请丧假一个月回西安奔丧。临行前,胡琏向黄维建议:与共军作战,贵在灵活,绝对不能“被围”。所以要国防部调集船只,把12兵团由武汉水运至南京,再和北进兵团抱成团由津浦路北上杀入淮海战场,否则宁可不去也不冒被围之险。谁知胡琏一走,刘斐以国防部作战厅长的身份严令黄维率全军由陆路进军淮海战场。结果黄维一白面书生,不敢违抗上级命令,率兵团全部人马挤在正阳、驻马店通往往阜阳的泥土驿路上,人马车辆争道,无计可施,160公里路程竟然走了10天,随后于24日在蒙城附近双堆集陷入重围。黄维急电国防部:“请速即准许兵团突围!”但刘斐却下令:“我12兵团在双堆集,可吸引共军五十余万主力,对我精心规划决战之东战场减轻压力不少!裨益甚大,绝不准突围!” 结果书呆子黄维又坚决服从了间谍刘斐的命令,白白耽误了两天宝贵的时间。26日蒋介石听说黄维兵团被围,亲自下令,要黄维兵团“不顾一切向东攻击,击破当面匪军,与李延年兵团会师。”这才开始准备突围。11月27日,胡琏由西安赶到前线,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苦心经营十年的王牌部队,才离开二十来天就被黄维弄的不可收拾。正当黄维、胡琏准备以4个主力师开路向东南突围时,不料其中的一个——第85军110师就出了乱子,11月27日晚,中共地下党员、师长廖运周率全师官兵共5000余人举行战场起义,一下子打乱了12兵团的突围部署,至此彻底陷入绝境。当初胡琏之所以没有当上12兵团司令官,原因也很蹊跷,因为论能力和战绩,从内战爆发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胡琏统帅十八军几乎没有败绩,其取胜之道之一就是不听国防部的指挥,用胡琏自己的话就是 “军队的任务在打胜仗,大开大阖,进退操之在我,绝不受国防部挟制!只要仗打胜了,即使违抗命令要砍头我也认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某些人一定要让黄维出任第12兵团司令官。后来在突围中,胡琏只身坐着一辆战车逃出重围,没有死守与部队共存亡的道义,“留得青山在”的他,日后终于在金门又立了一功。   
当11月24日第12兵团被围以后,主力在徐州集结进行徐州会战的计划已经落空。因此,杜聿明有意放弃徐州,但杜聿明当时已疑心郭汝瑰“通共”,因此故意避开刘斐、郭汝槐两人而与蒋介石直接达成了“撤而不打”的密议。11月30日夜,杜聿明按预定计划,率第2、第13、第16兵团等开始行动。由于放弃徐州是刘斐及郭汝瑰事先所不知道的,因此我军当然也不知道,这回“战神”也露了馅。粟裕闻悉杜聿明主动放弃徐州西撤,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谈起淮海战役时,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一次是打黄百韬兵团,第二次就是追击杜聿明集团。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万一让他们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 实际上杜聿明集团总共也只有不到20万人马,所谓“30万部队”包括了随军逃难的大批难民、政府官员和学生。对此,即使是我军的一些资料如《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也承认。   
由于放弃徐州出乎共军的意外,因此在12月1日午前,三个兵团顺利全部撤出徐州,向永城方向挺进,据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报告,撤退的部队情形良好,队形整齐。杜聿明的决定打乱了间谍们的阵脚,刘斐和郭汝瑰只得打起了蒋介石的主意。当杜聿明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时,陈毅及粟裕根椐同郭汝瑰达成的秘密约定,命令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共军故意向北佯装退却,这时蒋介石误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刘斐也趁机“ 居心叵测”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瑰则添油加醋,“极力强调杜聿明需求战而不能避战”(《郭汝槐回忆录》)。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于12月3日上午10时空投命令给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实际上,蒋介石这个变撤为打的决定,等于是把已经跳出华野包围圈的杜聿明再次送进虎口,把部队推上了绝路。等杜聿明接到国防部令其马上向共军进攻的正式电令后,他感到蒋介石之所以变更决心,“完全是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他对郭汝瑰的推测也完全被证实了。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重新部署后,共军立即对重新转进中的国军发起追击拦截,至12月6日杜聿明部3个兵团被围困于陈官庄地区……内部如此之烂,掣肘拆台的,通风报信的,起义投诚的……国军还能有个好?   
国民党政府军统帅部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指挥凌乱,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后果。尽管如此,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仍然打得十分艰苦,前线部队因为伤亡太大,对继续战斗一度有所犹豫,直到接了中央军委准备伤亡十万人的指示后,才不惜一切牺牲,坚持战斗直到胜利。中野打黄维也是如此。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野战军已经成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即使将华野、中野拼光,只要能将国军主要兵团歼灭或重创,***一样能夺得天下。粟裕说“如果没有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也不敢下这个决心。”这个作用既在战役之前,也在战役进行之中。一方是放手一搏,另一方是患得患失,结果不言而喻。辽沈战役不仅鼓舞了我军的士气,直接导致到徐州国军进攻计划的搁浅,对国军士气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其造成的巨大冲击波使徐州地区的国军将领信心全无。杜聿明、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宋希濂、白崇禧等在讨论部队行动时,曾多次提到东野入关的问题。   
后来有人写了一篇名为《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指挥的“淮海战役”》的文章,称:“中共的党文化宣传毛泽东的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则是在事后写的,只是为了后来党喉舌宣传上的需要而做“事后诸葛亮”式的伪造,并将写作时间有意推前到10月11日。10月11日的时候,能否攻下锦州尚且不得而知,杜聿明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能否被推迟或解除更不得而知,情绪尚在火急火燎之中,华野及中野避难都来不及,毛泽东怎么会在10月日写出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事实上,是在10月28日之后,共军华野及中野见林彪部队歪打正着抢得东北,夺得首功已成定局之后,方被功利之心及争斗之心所逼而急于建功,才胆敢去仓促地发动所谓的“淮海战役”的,但对取胜心里根本就没底,只是打到哪算哪。多年以后,中共的部队首长们自己也承认:‘淮海战役是仓促发动的’”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电文,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11月3日前后是一段特殊的日子,南线众将在此其间突然都变得跃跃欲试,有远见的战略构思层出不穷……为什么?显然与辽沈战役的全胜密切相关。   
即使真实情况不如此,如果黄百韬兵团或提前一天撤退,或与李弥兵团会师,或者何、张不起义,或者干脆不撤退固守原地……那么,淮海战役将进行得更加艰苦。由此可见,作出淮海战役决策主要是毛泽东的胆略和魄力,而决非粟裕的“战略眼光”,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后盾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和广大解放区军民的大力支援。有利条件如此之多,想不胜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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